1982年10月20日,一條簡訊登上人民日報頭版:“南京市一座容量為兩千噸的蔬菜冷庫,最近建成并投入使用。”物質匱乏、物流落后,如何吃上反季節(jié)蔬菜,舉國關注。而此前一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判斷,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“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”。這樣的判斷,再往前25年也曾有過:1956年黨的八大上,“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(fā)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”,被視為當時中國國內主要矛盾的內容。
今天,人們不再冬儲大白菜,中國也已換了模樣,“溫飽”進入歷史字典,中國制造悄然升級,“走出去”步履不停……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,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%,城鎮(zhèn)化率接近60%,而“天眼”探空、“嫦娥”探月、“蛟龍”探海讓國外媒體都驚呼“科學革命正在中國發(fā)生”。1956年至今61年,1981年至今36年,我們如何重新認識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?
黨的十九大開幕式上,習近平總書記做出全新判斷: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,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“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(fā)展之間的矛盾”。從“物質文化需要”到“美好生活需要”,從“落后的社會生產”到“不平衡不充分的發(fā)展”,關注的光圈變大了,問題的對焦卻更精準。這一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,是對五年來中國發(fā)展歷史性成就和變革的深刻總結,也是對近40年來改革發(fā)展成果的歷史回應,更是對未來中國發(fā)展方向、發(fā)展目標的精準定位。
“去問開化的大地,去問解凍的河流。”與時代同步的新判斷,也與普通人的訴求吻合。1983年,“桑塔納”轎車剛要進入中國,今天不少城市已開始研究燃油車退出,目光聚焦環(huán)境質量;1987年,北京市民排隊兩小時只為嘗鮮洋快餐,今天更多人追求吃得“低脂低糖”,健康安全成為首選;1997年,62萬中國人剛剛“觸網”,今日已有超過10億人用手機上網,網絡安全比網速更重要……曾經的主要矛盾推動了一部改革史,助推人們走進新時代。而當它成為歷史,也意味著中國需要以新的姿態(tài)向下一個目標進發(fā)。
與主要矛盾變化相應的,是報告中提出的“兩個必須認識到”。從“變”的方面看,主要矛盾的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;而從“不變”的方面看,主要矛盾變了,但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,我國是世界最大發(fā)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。
“舊過程完結了,新過程發(fā)生了。新過程又包含著新矛盾,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(fā)展史。”城市讓生活更美好,鄉(xiāng)村也不能不振興;入學率再創(chuàng)新高,但教育均等化依然重任在肩。能不能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公平正義?能不能在家門口看得見綠水青山?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義、安全、環(huán)境……哪里有問題,哪里就應該抓重點、補短板、強弱項。當新時代有了更精準的經緯度,若還守著老舊的航海圖,單以增長率論英雄,以“物質文化”的標尺衡量一切,發(fā)展就會偏離航道,人民的獲得感就會有欠缺。
另一方面,人口基數(shù)大,人均GDP仍處世界中游;還有4300多萬人,渴望走出深度貧困;城鄉(xiāng)之間、東西部間,發(fā)展落差仍然存在;社會矛盾與問題交織疊加,民生領域還有短板……這一切,讓我們不能不牢牢把握基本國情,不能不牢牢立足最大實際,不能不牢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。今天我們重新定義中國社會主要矛盾,并不是說不需要發(fā)展了,而是要在美好生活需要的供給上下更大功夫,兌現(xiàn)“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”的莊嚴承諾。
參與翻譯十九大報告的葡萄牙語專家拉法埃爾感嘆:“十九大報告中,人民是被放在第一位的。”正是在這個意義上,重新定義社會主要矛盾,是對社會變遷的把握,但歸根到底是對人民向往的回應。緊扣新矛盾、瞄準新目標、踏上新征程、無愧新時代,這條路注定不輕松,但堅定地走下去,就一定能迎來民族復興的曙光。
來源:人民日報